諾貝爾獎得主4

保羅・薩繆爾森（Paul A. Samuelson）（1915-2009），美國首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凱恩斯主義的集大成者，將凱恩斯的經濟理論與新古典主義經濟學融合後創立了新古典綜合學派，首次把數學方法系統地引入經濟學，開創了數理經濟新時代。他研究的內容十分廣泛，涉及經濟學的各個領域，是全世界範圍內罕見的全能學者。他的經典著作《經濟學》被稱為 “經濟學聖經”，至今仍是全世界眾多經濟學院校的必選教材。

人物生平#

1915 年 5 月 15 日出生於美國印第安納州的加里城。

1935 年和 1936 年分別獲得芝加哥大學文學學士學位和文學碩士學位。
1941 年分別獲哈佛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和哲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獲得哈佛大學大衛・威爾茲經濟學獎（David A. Wells prize）。在哈佛就讀期間，師從熊彼特、華西里・列昂惕夫、阿爾文・漢森演技經濟學。
1940 年薩繆爾森加入麻省理工學院擔任助理教授，1944 升任副教授。
1945 年到美國戰時生產局和戰時動員重建辦公室任職，並擔任美國財政部經濟顧問。
1947 年發表《經濟分析基礎》，為經濟學理論提供了數理分析的方向、框架和工具，推動經濟學研究從規範經濟學轉為實證經濟學，並在 23 年後為他帶來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1948 年發表代表著作《經濟學》，被稱為 “經濟學聖經”。
1958 年與索羅和多夫曼合著《線性規劃與經濟分析》為新誕生的計量經濟學做出了卓越貢獻。
1959-1960 年被任命為美國總統事務委員會調查諮詢小組的顧問，並於 1960 年擔任總統調查諮詢顧問和美國國家計劃局經濟顧問。
1965 年被任命為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經濟諮詢委員會顧問，並出任美國國際經濟學會會長。
1970 年獲得第二屆諾貝爾經濟學獎，成為美國首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人物成就

薩繆爾森被稱為 “最後一個百科全書似的經濟學家”，他幾乎 “染指” 了經濟學的每一塊領域。瑞典皇家科學院在 1970 年為他頒發諾貝爾獎的公告中，也稱讚他的著作 “幾乎涉及了當代西方經濟學的所有領域”。美聯社在總結其一生主要成就時說：“他將數學分析方法引入經濟學，幫助經濟困境中上台的肯尼迪政府制定了著名的肯尼迪減稅方案，並且寫出了一部被數百萬大學生奉為經典的教科書。”

將數學引入了

經濟學

薩繆爾森在 1985 年 2 月的一次演講中說：“1932 年我開始在芝加哥大學攻讀經濟學時，經濟學還只是文字的經濟學。” 當時，數學還沒有加入到經濟學科當中來。後來，他在哈佛期間逐漸形成了以數理方法分析經濟學的思維模式，將數學作為工具去分析研究經濟學問題，這在當時的哈佛無人能出其右。他運用這種研究方法完成的博士學位論文《經濟理論的運營意義》，榮獲當年哈佛大學威爾斯獎。1947 年，在離開哈佛 7 年後，薩繆爾森又以這篇獲獎的博士論文為基礎，通過更加透徹的研究，完成並出版《經濟分析的基礎》一書，在書中，他以數理演繹和系統分析的範式一改傳統的馬歇爾經濟學語言。這也讓他獲得了美國經濟學會專門為 40 歲以下的年輕經濟學者所設立的美國克拉克獎章，而薩繆爾森成為這項獎勵的第一屆獲得者。

肯尼迪減稅方案

1961 年 1 月，肯尼迪就任總統時所發表的第一個國情咨文中就悲觀地宣布：“目前的經濟狀況是令人不安的。我們是在經歷 7 個月的衰退、3 年半的蕭條、7 年的經濟增長速度降低、9 年的農業收入下降之後就任的。” 早在 1960 年，薩繆爾森就在馬薩諸塞州的一片海灘上給肯尼迪上了一堂 40 分鐘的經濟學課程，他告訴他的學生，“暫時減少個人所得稅稅率可以成為應對衰退的強大武器”。肯尼迪採納了薩繆爾森的建議，實行了著名的 “肯尼迪減稅政策”，減稅增加了消費支出，擴大了總需求，並增加了經濟的生產與就業。實際上當肯尼迪提出的減稅政策在 1964 年實施時，它促成了一個經濟增長的時期。薩繆爾森也成為白宮中不可缺少的高參。

經典教材

《經濟學》

20 世紀 40 年代末的一天，霧氣重重，美國麥格芬・希爾教育出版公司的一位銷售代表拜訪麻省理工學院，正當他一無所獲灰心喪氣之際，一個年輕的助教對他說：“我剛剛寫完一本經濟學教科書，不知貴公司是否有意出版”。這位銷售代表帶著僥倖心理，將拿回的書稿交給編輯部門審閱，於是一本影響幾代人的經典教科書《經濟學》由此在 “無心插柳” 中橫空出世，這位年輕的麻省理工助教就是薩繆爾森。

《經濟學》是一部綜合了自威廉・配第（1623-1687）以來所有經濟學的系統理論著作，薩繆爾森將凱恩斯理論與新古典經濟學的微觀經濟學、微觀靜態分析與宏觀動態分析結合起來，把經濟學的爭論化解於統一的體系內，從而形成了新古典綜合學說。這本教材自問世以來，就以宏觀的視野奠定了其在經濟學史上第三代教科書的地位，成了現代經濟學和傳統經濟學的分水嶺。此書堪稱現代各種經濟學教科書的鼻祖，目前的各種經濟學教科書所使用的分析框架及分析方法多採用《經濟學》中結合宏觀經濟學和傳統微觀經濟學而成的 “新古典綜合學派” 理論框架。它的持久影響力令人震驚，深刻影響了數代人。在薩繆爾森去世的時候，這本書已出版了 19 版，在全球被翻譯成 40 多種語言，銷量超過了 400 萬冊，很多經濟學者從該書中獲得了良好的經濟學思維，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所有經濟學人士都是薩繆爾森的學生。

天才教授曲折的一生

薩繆爾森於 1915 年出生於美國印第安納州的加里城的一個猶太人家庭。猶太血統，也許往往是睿智的象徵，但在當時的大環境裡，也往往意味著曲折。

哈佛大學當年的學術傳統應該說還是比較保守的，薩繆爾森的猶太血統（也許還有其他因素）最終還是不能為該校傳統權威們所包容。1940 年博士畢業後，薩繆爾森不得不去了一家與哈佛遙相呼應的學府 —— 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當年沒有挽留薩繆爾森，也許令他終身難以釋懷，為此他更為踌躇滿志、銳意進取，很快將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系搞得火遍全國、譽滿全球，大有超越哈佛之勢。

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教科書一直長盛不衰。在這本領潮流的暢銷書的背後，究竟又發生過什麼呢？

在美國國會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當朝弄權的年代，教堂和教室裡譴責激進主義的聲浪甚囂塵上，薩繆爾森的教科書也在遭受非難之列。麻省理工學院一名保守派校友警告校長康普頓說，如果還允許薩繆爾森出書為 “混合經濟學” 辯護的話，那麼他作為校長的榮譽將會受到玷污。在當時薩繆爾森作為一個公立大學的教師，在許多流行的教科書都被扣上了 “顛覆勢力” 的帽子的歲月裡，上述故事可絕對不只是開個玩笑而已。一本比薩繆爾森早一年出版的很出色的教科書，影響還未傳開，就因被指控為 “馬克思主義” 而遭到封殺。上世紀 60 年代美國校園中 “行動主義” 沸沸揚揚、甚囂塵上，薩繆爾森也曾被勾畫成一個自由放任大魚吃小魚的市場制度的衛道士、十足的資本主義走狗。儘管如此，由於一直能全面而精心地處理主流經濟學中的不同派別，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得以保持了它在經濟學參考書目中的代表地位。

參考文獻
[1] Journal | [J]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Volume 28, Issue 5. 2021. PP 880-883.

[2] Journal | [J]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Volume 3, Issue 4. 2015. PP 602-604.

[3] 本刊編輯。保羅・薩繆爾森：一個經濟學時代的終結 [J]. 商周刊，2010 (01): 82-85.

[4] 衣愛東。最後一個百科全書似的經濟學家 —— 保羅・薩繆爾森 [J]. 農場經濟管理，2014 (03): 64.

[5] Journal | [J] The American Economist. Volume 50, Issue 2. 2006. PP 9-31.

[6] 保羅・薩繆爾森：經濟學最後一位通才 ——1970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J]. 中國經濟評論，2021 (07): 92-93

童年
俄羅斯 — 波蘭血統
保羅在很小的時候就知道自己家是猶太家庭。許多經常光顧他父親藥房的人都是猶太人，而且一份他所就讀高中的同齡人名單顯示，他的許多校友也是猶太人。在他們那一代人中比較罕見的是，保羅的父母沒有踐行他們家的宗教信仰，因此，猶太節日並不在他的成長經歷中。多年後，不論碰到哈佛大學的反猶太主義話題，還是芝加哥大學不存在反猶太主義思潮的話題，他幾乎都緘默不語。根據書架上的讀物，保羅推斷父親是一個無神論者。
海德公園中學
保羅多次形容自己是泡在圖書館中自學成才的。這個習慣很早就養成了。
芝加哥大學：1932 年
邂逅社會科學
從海德公園中學畢業後，薩繆爾森幾乎不可避免地進入了芝加哥大學；芝加哥大學不僅在他的學術生涯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他經濟學家的自我形象中也起著重要作用。正是在芝加哥大學讀本科時，他決心成為一名經濟學家，並用數學研究這門學科。他還稱芝加哥大學帶領他跨入了自然科學的大門，在海德公園中學時他只是短暫地接觸過這些學科。但芝加哥大學的重要性遠超於此，薩繆爾森反覆強調，芝加哥大學訓練了他的傳統經濟學智慧，儘管傳統經濟學即將被幾年後他在哈佛大學時卷入其中的凱恩斯主義革命所顛覆。
20 世紀 30 年代，芝加哥大學是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的主要中心之一。在薩繆爾森學習經濟學的頭兩年，經濟學還只是被當作社會科學的一個組成部分講授。經濟體系並沒有被描述成明顯不同的東西 —— 它和一個被稱為 “經濟體” 的孤立的抽象實體無關，而是被當作整個社會運轉的部分反映。薩繆爾森開始接觸到一種關於人類存在的人類學視野。雖然並非薩繆爾森關注之所在，但他在社會科學領域接受的訓練（這一點不同於絕大多數現代經濟學家），有助於解釋他看待經濟問題的方式。這是他知識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他認真嚴肅地對待非經濟學科目，除了不斷獲得 A 的成績和一項政治學獎外，他潛心研習經濟學是後來的事 —— 他甚至一度想成為一名社會學家。
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1932—1933 年
自然科學
薩繆爾森認為，他在大二時選修的生物學和物理學課程尤為重要。
薩繆爾森被教導說，科學方法 “本質上是經驗的，並以對現象的觀察為基礎”，“現實的合理性” 是隱含假設，科學研究的目的在於建立因果關係。首先要去觀察，然後才是分析，生物學也只是剛進入後一個階段。薩繆爾森還接觸到一種觀念，這種觀念認為均衡思想對科學研究至關重要。“動態均衡” 是生物學的核心，它被用來定義作為生命體基本單元的 “動物” 這一概念。生命體和 “非生命體” 之間並無明確區別，動物只是 “碰巧出現” 而已。
每個生命單元都是動態均衡中的一個偽孤立系統。源源不斷的物質和能量，在不同的個體通道按其自身方式發生交換。儘管系統內部存在深層更替，但這種物質流動受系統的組織控制，以便維持其自身作為一個單元的整體性。動態均衡中的其他系統，本質上體現了生物體的所有特徵。例如，幾乎不可能通過任何詞彙定義，來區分一支蠟燭的火焰和一個活的有機體。氧氣（呼吸）和物質（食物）被分解（消化）後進入組織，最後被氧化（新陳代謝），從而獲得維系組織的能量，並清除（排泄）廢棄物。
後來被薩繆爾森拿來統一經濟學的均衡概念，正在被用作理解整個生命世界的一般性框架。生物學課程的主要內容涉及對有機生命體重要分組的解釋，它聚焦於一些難以界定邊界的情形，以及對高級有機體和低級有機體之間差異的識別。教學大綱的這一部分以史前人類和關於種族的一種演化解釋收尾。後者主要關注可見的特徵，明確否認種族和國籍之間相互關聯，並且否認雅利安人種族的存在。對社會分析而言，生物學具有啟示意義。
把抽象事物具體化，是心理學思想中出現大量混亂和錯誤的根源。心理學先是喪失了其 “靈魂”，然後喪失了其 “心智”，最後喪失了其 “意識”，這種大致的批評照字面來說並無不妥，因為這些術語就像表示獨立存在的實體或力量的 “圓環”。
儲蓄背後的動機非常複雜和不確定。有一點顯而易見：社會資本供給的大部分，來自且必然來自那些不消費或不想在任何時候消費卻在死後留下大筆遺產者的儲蓄。把死後留下遺產的動機，同對現在消費還是未來消費商品之間的權衡比較聯繫起來，似乎並不能說得通。其他論證則進一步削弱了（對未來的）心理貼現是影響利率的主要原因的觀點，但這裡我們不做討論。
從本質上講，科學便是確立因果關係。科學知識可以被用來控制原因，以獲得合意的結果。確定哪些應被納入目標屬哲學範疇，如何實現這些目標則屬科學範疇。
由於薩繆爾森考慮了國外物價在美元貶值的情況下可能會發生變動的情況，因此他的分析更接近於數量理論分析：有可能會出現報復行為，以至任何優勢都只是短期的。只有當美元貶值使支付手段同步增加時，國際物價才會上漲。1 月份發生的 40% 的美元貶值，並不會對世界貨幣供給產生太大影響。但是，當有一定數量的黃金為更多的貨幣供給提供支撐時，發生通貨膨脹的可能性會提高。
貨幣貶值很重要的一點也許是，它允許在更小的貨幣基礎上建立更高的貨幣金字塔。換句話說，它提高了通貨膨脹的上限（不管其是否符合人們的意願），但它本身並不是通貨膨脹。正如希臘神話中的君主不能僅憑命令阻止潮水上漲一樣，政府也不能僅憑規勸就抬高物價水平。
薩繆爾森由此推斷，儘管貨幣貶值不會大幅度抬高物價水平，但它將 “為未來更大的通脹埋下伏筆”。
背叛芝加哥經濟學派
薩繆爾森認為西蒙斯已經覺察到了 “流動性陷阱” 的概念，也就是說，可能存在某個利率水平，此時公眾願意持有所發行的全部貨幣，由此構成了利率的一個下限。他還認為瓦伊納是一個兼收並蓄的折中主義者，通過經驗研究證實了當人們都想囤積貨幣時，借錢將會變得困難重重。
戰爭使人們認識到，雖然當前的問題是需求不足，但基本的經濟問題仍然是資源短缺。這使薩繆爾森和尼克松認為，充分就業是一個永遠無法觸達的天花板。他們認真考慮的是經濟的供給面，而不僅僅是總需求。
熊彼特在這本書的開頭回顧了以往的大蕭條，得出的結論是，經濟復甦不僅最終會自己到來，而且最好是由它自己到來。採取措施（可假定是失業救濟）減輕大蕭條的最壞影響是必要的，但重要的是，這些措施不能損害經濟有機體，應允許其自身做出必要調整。儘管他樂觀地指出，經濟衰退最終會結束，但他的論證中掺雜著宿命論色彩，認為政府無法採取任何措施加快經濟復甦進程。
自 19 世紀開始，在通行文獻中廣泛流傳著一種 “消費不足主義” 觀點，即認為購買力過低，需要提高。但與之相反，張伯倫認為，提高購買力的概念是錯誤的，無論是通過增加消費還是提高工資來實現。消費只能以犧牲投資為代價來增加，因此增加消費的措施，在使一個經濟部門受益的同時，是以犧牲另一個經濟部門為代價的。提高工資將使有工作的工人受益，但只能以犧牲失業者和其他階層的利益為代價。提高工資也可能會適得其反，因為高工資可能會使公司採取機械化生產，由此減少就業。許多新政措施旨在通過提高價格，來提高受影響行業的收入。
本書講述了一個具有人文背景的學生，如何通過社會科學的跨學科教育，邁入經濟學領域的故事。他在本科時即認識到數學可能是解開這門學科秘密的鑰匙。他發現自己有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天賦，在威爾遜和漢森的指導下，他於 20 世紀 50 年代成長為一個可以在這個領域占據支配地位的經濟學家。1948 年，年僅 33 歲的薩繆爾森以正教授的身份在麻省理工學院埋首耕耘，他的卓越成就獲得了美國經濟學會的認可，並且很快他就出版了兩部重要著作。從那時起，薩繆爾森的故事發生了變化。它不再是一個年輕人探尋自己道路的故事，而是該領域一位標誌性人物的故事。那將是另一本書的精彩篇章。

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比其他任何經濟學家都更能提高數學分析的水平。直到 20 世紀 30 年代末，當薩繆爾森開始他令人驚嘆的、源源不斷的文章時，經濟學通常是通過口頭解釋和圖表模型來理解的。21 歲時，薩繆爾森在哈佛大學讀博士生，他寫了第一篇公開發表的文章《A Note on the Measurement of Utility》。1938 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引入了 “顯示偏好”（revealed preference）的概念。他的目標是能夠通過觀察消費者的選擇來判斷他或她在價格變化後是否過得更好，事實上，薩繆爾森確定了人們可以判斷的環境。消費者通過選擇透露了他或她的偏好 —— 因此有了 “顯示偏好” 這個術語。

薩繆爾森的巨著《經濟分析基礎》（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比其他任何一本書都更好地傳播了經濟學中的數學革命。基於他的哈佛博士論文，這本書展示了幾乎所有的經濟行為都可以被理解為最大化或最小化約束。約翰・R・希克斯（John R. Hicks）在他 1939 年的著作《價值與資本》（Value and Capital）中做了類似的事情。但是，當希克斯把數學歸為附錄時，“薩繆爾森，” 薩繆爾森的學生斯坦利・費舍爾（Stanley Fischer）寫道，“在文本中炫耀他的數學。” 薩繆爾森的數學方法給經濟學帶來了新的嚴謹性。正如諾貝爾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Lucas ）所說，“他會讓這些令人費解的口頭辯論一直持續下去，永遠不會結束；用可回答的方式提出問題，然後得到答案。”

薩繆爾森是最後幾個在經濟學的許多領域都有驚人成就的通才之一。他在消費者理論和福利經濟學、國際貿易、金融理論、資本理論、動力學和一般均衡以及宏觀經濟學方面都有重要貢獻。

瑞典經濟學家貝蒂爾・俄林（Bertil Ohlin）認為，國際貿易會使生產要素的價格趨於均衡。例如，印度和美國之間的貿易將縮小兩國之間的工資差距。薩繆爾森使用數學工具，展示了微分趨近於零的條件。他證明的定理叫做要素價格均等定理（the 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 theorem。

薩繆爾森在 50 歲時開始學習金融理論，他的一些初步研究表明，合理預期的期貨價格應該隨機波動。薩繆爾森在資本理論方面也做出了開創性的工作，但他的貢獻太過複雜，無法用幾句話來描述。

經濟學家長期以來一直認為，有些商品是私營部門無法提供的，因為很難向受益者收費。國防就是這種好的最好例子之一。薩繆爾森在 1954 年的一篇文章中，第一次嘗試對公共物品（public good）進行嚴格的定義。

在宏觀經濟學中，薩繆爾森展示了如何將投資加速器理論（the accelerator theory of investment）與凱恩斯收入決定模型（the Keynesian income determination model）結合起來解釋商業周期的周期性。他還引入了新古典綜合（neoclassical synthesis）的概念 —— 舊的新古典微觀經濟學和新的 (20 世紀 50 年代) 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的綜合。薩繆爾森認為，要實現充分就業，政府需要通過財政和貨幣政策進行干預。在充分就業的情況下，市場運轉良好，除了提供公共產品和處理外部性問題。詹姆斯・托賓（James tobin）稱新古典綜合理論是薩繆爾森對經濟學的最大貢獻之一。

在《線性規劃和經濟分析》（Linear Programming and Economic Analysis）一書中，薩繆爾森和合著者羅伯特・多爾夫曼（Robert Dorfman）和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將最優化技術應用於價格理論和增長理論，從而整合了這些先前分離的領域。

作為一個多產的作家，薩繆爾森 50 多年來平均每個月寫一篇學術論文。他的大約 338 篇文章收錄在五卷本的《科學論文集》(1966-1986) 中。自 1948 年以來，他幾乎每三年修訂一次他廣受歡迎的教科書《經濟學》; 它已被翻譯成多種語言。薩繆爾森曾經說過，“如果我能寫一國的經濟學教科書，我就用不着理會誰制定該國的法律。”

1970 年，保羅・薩繆爾森成為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人。該獎項被授予 “他發展了靜態和動態經濟理論，並為提高經濟科學的分析水平做出了積極貢獻的科學工作”。

1940 年，26 歲的薩繆爾森開始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6 年後成為正教授。在撰寫本文時 (2006 年)，他仍在那裡。除了獲得諾貝爾獎，薩繆爾森還獲得了 1947 年的約翰・貝茨・克拉克獎（John Bates Clark Award）—— 該獎是授予 40 歲以下經濟學家最傑出的工作。他是 1961 年美國經濟協會的主席。薩繆爾森出生在印第安納州的加里。16 歲時，他進入芝加哥大學，師從弗蘭克・奈特（Frank Knight）、雅各布・維納（Jacob Viner）和其他大師，與當時還是研究生的嶄露頭角的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喬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一起學習。之後薩繆爾森繼續在哈佛大學做他的研究生工作。

和弗里德曼一樣，薩繆爾森從 1966 年到 1981 年在《新聞周刊》有一個固定的專欄。但與弗里德曼不同，他過去和現在都不熱衷於自由市場 —— 或者政府干預市場。他的快樂似乎來自於提供新的證據，展示技術技巧，以及巧妙的措辭。

薩繆爾森自己曾經說過：“有一次，我問我的朋友統計學家哈羅德・弗里曼（Harold Freeman），‘哈羅德，如果魔鬼帶著交易來到你面前，用你不朽的靈魂作為交換，他會給你一個輝煌的定理，你會這麼做嗎？’“不，” 他回答說，“但我想要一個不等式。” 我喜歡這個答案。”

關於作者

戴維・R・亨德森是《簡明經濟學百科全書》的編輯。他還是美國海軍研究生院經濟學榮譽退休教授和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他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獲得了經濟學博士學位。

薩繆爾森《經濟學》的問世，基本成了現代經濟學和傳統經濟學的分水嶺。

在 1947 年美國經濟學年會上，保羅・道格拉斯以學會會長的身份把美國第一屆克拉克 (John Bates Clak) 獎章授予了當時未滿 40 歲的薩繆爾森，並預言薩繆爾森在經濟學領域將有無可限量的前途。

23 年後的 1970 年，薩繆爾森成為第一個獲得世界經濟學的最高獎 ——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人。

生逢其時#

“就在伽利略去世那一年，牛頓出生了；到了 1883 年，馬克思去世，但凱恩斯出生了。” 這句話曾出現在薩繆爾森的專欄中，在不忘調侃歷史的幽默中。他的這句話無疑讓人們聯想到，凱恩斯之後，薩繆爾森出現了。

保羅・薩繆爾森 1915 年 5 月 15 日生於美國印第安納州的加里城的一個波蘭猶太移民家庭。猶太人對經濟敏感的基因在這個家族被展現的淋漓盡致，其兄妹均為經濟學家，其侄子更是克林頓執政時期的美國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

因此，雖然薩繆爾森進入經濟學領域是一個偶然，但是未來的成就證明，這一領域就是為其量身定做的。

擁有天才頭腦的薩繆爾森在 15 歲就考入芝加哥大學，薩繆爾森曾經说道：“經濟學家在 1932 年真可謂生逢其時。” 因為 1932 年正處於美國經濟大蕭條的谷底，腐壞的背後，已經能夠嗅到百廢待興的潤土氣息。

果然在 1936 年，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發表了他最有影響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經濟學重新煥發了生機。

與此同時，薩繆爾森也來到了哈佛大學，並成為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阿爾文・漢森的助手。這位漢森教授正是凱恩斯主義的追隨者，他將凱恩斯主義通俗化後移植進入美國，並做出了一些補充。受到漢森的影響，薩繆爾森開始將目光關注到凱恩斯主義。

當時社會上對凱恩斯理論中的 “投資乘數論” 及 “就業乘數論” 頗為注意，薩繆爾森認為，凱恩斯主義是從 1929 年 4 月的美國華爾街股票暴跌開始，到 1933 年基本停止這一遍及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凱恩斯的理論對資本主義的發展很有價值。

薩繆爾森在攻讀博士學位時，重新閱讀了從威廉・配弟到亞當・斯密，從李嘉圖到馬歇爾、瓦爾拉斯以及帕累托、庇古、凱恩斯等人的著作，得以縱觀整個經濟思想史。

麻省理工學院校長蘇珊霍克菲爾德在 2009 年薩繆爾森離世後的第一時間發表聲明：薩繆爾森改變了他所接觸的一切。

其一，薩繆爾森改變了經濟學的分析方法。

他曾表示，“1932 年我開始在芝加哥大學攻讀經濟學時，經濟學還只是文字的經濟學。”

“在舊式的經濟學中，處處充斥因襲過往的陳腐謬論，茁壯的科學新株難以由這片土壤孕育出來，而時髦的教科書與論文，也無法有效地反映真實世界的景況。” 薩繆爾森此時所說的經濟學正是古典經濟學自亞當・斯密於 1776 年開創後，走到了生命力最為衰弱的時候。“經濟學像睡美人，它的蘇醒正有待新方法、新典範、新好手與新問題的一吻”。薩繆爾森在這個百廢待興的 “黃金時代” 給了他摯愛的經濟學一吻 —— 將數學分析引入現代經濟學。

瑞典斯德哥爾摩經濟學院阿沙・林貝克教授評價薩繆爾森：“一般說來，薩繆爾森的貢獻是，他對提高經濟科學的一般分析方法的水平有貢獻，超過任何其他當代經濟學家。他事實上幹脆重寫了經濟理論的許多部分。” 而 1970 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他的理由之一就是：他的研究涉及經濟學全部領域。

其二，他將水火不容的凱恩斯主義與傳統微觀經濟學進行了融合，創立了新古典綜合派。

薩繆爾森的基本觀點是：市場機制並非萬能，有本身固有的缺陷。他的加速 - 乘數模型說明了在自發市場機制的調節下，經濟周期的不可避免性。這是對市場機制不完善性的證明。

他主張的是 “私人与政府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既有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又有政府用國家干預來克服市場機制弊病的經濟體制。

20 世紀 60 年代，正是美國戰後復甦，經濟增長較快的時期。時任總統肯尼迪・約翰遜的任期內，美國沒有爆發經濟危機。

彼時，凱恩斯主義被冠以 “戰後繁榮主義”，作為總統首席經濟顧問的薩繆爾森便成了美國凱恩斯主義的代名詞，美國在經濟發展中的成就也被視為是 “新古典綜合學派” 的功績。

早在 1961 年 1 月，肯尼迪就任總統時就表達了悲觀：“目前的經濟狀況是令人不安的。我們是在經歷 7 個月的衰退、3 年半的蕭條、7 年的經濟增長速度降低、9 年的農業收入下降之後就任的”。

為使經濟走出困境，肯尼迪採納了薩繆爾森的建議，實行了著名的 “肯尼迪減稅” 政策，減稅增加了消費支出，擴大了總需求，並增加了經濟的生產和就業。實際上當肯尼迪提出的減稅最終在 1964 年實施時，它促成了一個經濟高增長的時期。自此，肯尼迪成為美國第一位旗幟鮮明地奉行凱恩斯主義的總統，薩繆爾森的地位水漲船高。

最後，當然要提到那本曠世經典《經濟學》。

在此之前，經濟學教科書的江湖地位被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和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所壟斷，但薩繆爾森《經濟學》的問世，基本成了現代經濟學和傳統經濟學的分水嶺。在薩繆爾森去世的時候，這本書已出版了 19 版，在全球被翻譯成 40 多種語言，銷量超過了 1000 萬冊。

儘管當代經濟學大家斯蒂格利茨的《經濟學》劍指曾經的經典，但也無法改變他曾經是薩繆爾森的信徒這一現實。

而這本書對中國經濟學的影響更是無論如何估計都不會過分。梁小民曾經撰文指出，七七級以後的經濟學子就是由這本書引入了現代經濟學的殿堂。他們在課堂上學的是 “政治經濟學”，但看到《經濟學》之後，彷彿打開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彼時，經濟學子中甚至形成了 “開口不談薩氏書，縱談詩書也枉然” 的風氣。那些現在已成為政府領導人、企業家或學者的當年學生，今天談起《經濟學》這本書依然眉飛色舞，激動不已。今天的人也許已很難體會到這本書在當時引起的衝擊。

薩繆爾森已經離我們遠去，但智者的光芒像天上的恆星一樣閃耀！